李扬：金融部门已在对未来房价可能下跌做准备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日前举行，几十位所长副所长参加了会议，并且对经济形势及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经济走向、金融、财税、经济结构、增长速度、国际环境等方面都做了深入探讨。会议由社科院经济学部、科研局主办。

    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国际金融去杠杆并未完成

    从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席卷全球，在岁末年初大家都要对形势做一些估量，我总的估量是危机没有过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发达经济体情况看，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但是造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采取了很多超常规的措施，这些超常规措施在阻止危机恶化的同时也加重了复苏的重负，使得复苏过程扑朔迷离。

    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方向严重偏向消费者导向，经济结构高度依赖服务业，而制造业已空心化。判断危机是否过去，就要看实体经济领域中经济发展方式偏颇以及经济结构扭曲的状况是不是得到解决，显然没有解决。同时，危机最初是金融危机，表现为杠杆率非常高。去杠杆化是解救危机的一个必要路径，现在去杠杆并没有完成，在一定意义上还在提高。

    全球危机还没有过去，第二个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危机初期曾出现一个现象：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经济很不好；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好，以至于出现一个概念，叫做“双速脱轨”，两类国家两个速度，而且是脱轨的。但目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发达经济体稳定了，新兴经济体开始陷入危机。这是因为新型经济体之前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全球货币市场放水提供的资金支持，当量化宽松政策结束，旧有的各种问题又重新出现。

    就中国经济形势而言，当前主要面临的五方面风险。首先是经济减速，从此前10%左右的增长回落2-3个百分点，对经济冲击较大，需要几年才能将负面影响完全消弭。其次，房地产行业问题突出，一直没有明确房价上涨的具体原因，当前金融部门已经在对未来可能的下跌做准备。再次，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但是消减产能如何形成共识如何落实存在困难，而且中国还得面对为保证短期增长必须依靠投资的问题。第四，金融方面同时存在货币泛滥、贷款困难、利率偏高的现象，说明依靠政策调整已经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必须要动大手术。最后，地方政府债务虽然从总量上看不是问题，但是具体到一些局部问题较为突出。

    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只是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世界各国走出危机的根本方法都在于改革。哪个国家改革的动作快、决心大，哪个国家就会占得先机。比较让人欣慰的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

    中国需要金融、税收体制联动改革

    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三个典型化事实：第一，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负值已经两年，而且2014年依然会持续为负。消费者指数(C PI)代表的通货膨胀显示的是消费者的受损程度，而生产者价格指数代表着生产者的受损程度，持续的负值意味实体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与此对应的是房地产指数持续走高，只有房地产行业处于持续繁荣；第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更趋向“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带动，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土地和资金，增长的带动力从投资出口的模式转向了单一投资拉动模式，2013年上半年出口中的假出口调查出的问题在公布的G D P中未扣除，如果加以扣除，2013年出口带动为负，与发达国家复苏开始不同步了；第三，社会融资总规模持续扩张，但利率也不断走高，2013年社会融资总规模突破17万亿元，利率持续走高，利率曲线走平，短端走高，融资成本持续推高。

    中国社科院以李扬为首的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指出了当前企业负债表的高企。首先，企业和公司的负债已经成为了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的最大挑战，因为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回报率无法支撑实际贷款利率在9%以上的水平，实体经济违约问题会越演越烈；其次，大量负债主体需要以新还旧，但利率高企会不断恶化各个资产账户的负债表，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都面临压力，而居民也难以得到便宜的住房贷款，高利率将进一步恶化资产负债表，2014年债券市场融资规模在8.8万亿元规模，未来几年挑战会再次加剧；再次，房地产价格如出现下滑，资产负债抵押物所面临的挑战将是非常严重的，将导致系统风险加剧；最后，2014年融资规模要突破19万亿元，才能保证当前经济增长保持在7.2%以上，但是这样做也是在加速金融风险积累。

    短期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金融不扩张经济就下滑。央行2013年下半年开始去杠杆和减低金融机构风险配置，2013年12月广义货币量(M 2)开始降速，2014年开年疲态已经出现，1月汇丰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 I)和服务业指数均大幅度下降，3月由于工业重新开工，可能会有季度性回升，但以现在的利率和融资难度看，二季度经济将回落到7.2%左右的水平，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应该下调，全年物价上涨也就在2.2%左右的水平。

    展望未来5年，人口城市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但是是总量会放缓。按我们的测算，2016年至2018年，城市化推动的投资率上升趋势就将结束，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加强，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下调到6%至8%。要想稳定增长速度，要考虑五件事情：第一，从农业向工业进行要素转移推动的劳动效率提高阶段已经让位于城市化下的工业和服务业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阶段，目前中国服务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效率低于第二产业，服务业效率提高是稳速的重要方面；第二，要素分配是一个重要的福利政策取向，初次分配中资本份额过高，必然要调整，循序渐进是重要的；第三，当前最为严重的是资本产出效率持续下降是影响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提高资本产出效率是关键；第四，全要素生产率(T FP)的贡献提高更为重要，这完全要靠改革；第五，人口变量在未来5年影响不大，但更长期看其对城市化、要素分配比例、资本积累均有深刻影响。

    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在产业升级、资本产出效率、劳动生产率和T FP上未有明显提高，甚至出现持续下降，上升的是杠杆和资产、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价格，竞争力的削弱也会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政策调整的脱钩。

    所以中国经济中长期面临的，是用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经济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中国的社会杠杆率不仅是M2/G D P为190%多，加上信用创造超过200%，金融通过放松管制加大了社会融资的幅度，拉高了杠杆，增加了总需求，稳定了经济增长，而且未来的金融稳定需要继续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对增长而言有着重要的功能：中介功能、配置功能和提供信息的功能，但过度金融中介化的发展，会导致金融去功能化，即自我循环交易，从而丧失对增长的功能。当前是国家在用信用担保，在全球套利的背景下，收益率竞争必然加速金融去功能化的过程。当前实体经济普遍通缩，而利率高企，资产市场通胀的格局在不断积累风险，3年内估计中国仍是全球最好的收益市场，但长期资产收益率下降和杠杆过高会引起极大的信用风险。中国需要金融、税收体制联动改革：债务调整、定义风险、统一监管，同时增加一次性资本补充和拉长债务期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机制转变。